发布时间:2025-10-15 18:01:40    次浏览
周士仪简历 周士仪,曾用名周传铎,1886年出生,湖南省长沙市福临乡人。其父随曾国藩湘军作战,因功升至提督,后调朝鲜参加对日作战,被封为宣备将军。1892年在朝鲜读书,1902年1月回国在本乡修习国学,1905年1月,考入崇实学校高小部,1907年8月,加入陆军第四十九标从军,任二等兵。9月,由柳聘农、张柏林等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11月,周经介绍赴武昌见到黄兴,被任命为上尉副官,参加武汉战斗。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周任上海都督陈其美部敢死队队长,在7月进攻兵工厂战斗中右肘负伤。讨袁失败后,受陈其美之托赴北京相机行刺袁世凯。因周父与袁世凯是世交,由其介绍任袁部拱卫军中路统领部中校副官。1914年7月升任上校帮统代理统领之职,率部参加围剿白狼军战斗,大获全胜,歼敌1600余人。其因作战勇猛,腹部受重伤,经抢救幸得痊愈。次年1月,因功升任署中路少将统领兼五路军警稽查处处长。8月,陈其美派日本人武田赴京,在中华门至端阳门间设地雷,企图利用袁世凯诞辰日阅兵之机行刺,结果误中副车,未得成功。事发后周暴露,被袁世凯下令逮捕入狱,受严刑拷打,过堂达13次之多,备受荼毒,未作屈服。12月,周父邀集徐菊人(徐世昌)、段祺瑞等数十人保释,方获得释放回湘疗伤。1917年1月,周伤愈后出任湘东游击第二支队队长,次年随游击支队编入陆军第二混成旅,任补充团团长,驻防南县、沅江。1919年10月,因反对湘督张敬尧而被捕,出狱后逃往衡阳,投入吴佩孚部任第三师少将随办营务。后赴滇军第六混成旅任第一支队少将司令,参加驱张运动,1920年8月攻入长沙。1923年3月,任第二混成旅旅长时,因与川军有联系被告发而撤职。1926年3月,周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部少校副官,参加北伐,经林伯渠介绍加入国民党。后历任军部中校副官、副官长、总司令部伤病官兵休养所所长、南昌卫戍区司令部伤兵管理处少将处长、津浦路警备司令部副官长兼军警稽查处处长、湖南省政府顾问兼在乡军人征集处处长、游击司令等职。1947年3月,任第二十七军军官总队第二大队上校大队附时退出现役。1948年,周与唐威、言乃克、徐傅贞等人组织成立湖南人民革命行动委员会。次年春,推举刘建中、徐傅贞二人前往武汉与中共联络,获华中局社会部领导承认,并将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三一〇三长沙第七总部,策划推进湖南解放工作。4月,由中原军区颁发解放军中原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番号,周被委任为第四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参与策反与游击工作。后该军在白崇禧部围剿时被击溃。军长、政委失踪,部队失散,周被通缉,只得潜入长沙,直至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周入湖南军区第十二兵团政治部学习,12月调入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学习,1950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周士仪1954年辞世,享年69岁家 的 辛 亥 百 年原载《辛亥革命网》2011.10.04(先辈往事)专栏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全国上下舆论的热点都聚焦湖北武昌。想到我家一门忠烈、两代将军,特别是我的祖父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传奇的一生,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他们的子孙,真是应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留下我们深情的纪念。 失而复得的记忆小时候,我们子妹三个都看过父亲抽屉里面的一个装订本。这个装订本的纸张发黄,大约有今天的A4纸张那么大。这个线装的装订本扉页贴着一张两寸的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中的那个人胖胖的,面容有些浮肿穿一身解放初期的解放军戎装,笔直的鼻梁下白色的八字形胡须显得十分的威仪。从照片下父亲留下的一行字可以看出,这个胖胖的老头,就是我们的祖父周士仪。装订本的第二页贴着一张祖父用小楷毛笔书写的个人简历,从这张短短的简历纸片上看得出,原来我们的祖父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荣耀只带来片刻的兴奋也就产生了一丝恐惧。那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年代,对过去旧时代的荣耀可能就是灾祸。因此,我们兄妹三人看了这个装订本后,从来不敢向周围的小伙伴们透露半点这方面的信息。这个装订本后面,每张纸页都贴着祖父写给我的父亲的书信,每封信都是用小楷毛笔书写的,字写的是相当的好,令我等晚辈羡慕不已。这个对于我家十分珍贵的老物件,却在一次父亲单位派来的抄家队在抄家的过程中被人抄走,那些信件及祖父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永远的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了。现在想起来是十分的遗憾和痛心,也对于那个毫无人权的时代深恶痛觉。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省里邀请小妹参加辛亥革命百年书画展。作为辛亥革命老同盟会员的后人,需要提供一份老一辈同盟会员革命者的简历。这对我们家来说是个短板。因为,我们知道的老资料都被抄家的人员连同父亲的日记都被抄走了。文革后期,他们只归还了日记,那些祖父留下来的资料一直不见踪影。于是,情急之中便上网查找,真是苍天有眼,居然在湖南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的网站上查到了我们的祖父资料。真是大喜过望、喜极而泣。赶紧通知弟妹前来认祖归宗。不孝子孙跪地叩拜,人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遂将祖辈的生平及父辈的口传心授做了一个梳理。出生入死的同盟会员我的祖父周士仪1886年出生在朝鲜。其父随曾国藩湘军作战,因功升至提督,后调朝鲜参加对日作战,被封为宣备将军。祖父在朝鲜读书,1902年1月回国在湖南省长沙市福临乡修习国学,1905年1月,考入崇实学校高小部。祖父虽出生在高门大户,但是家教甚严,从小熟读经书、每日闻鸡起舞,深明做人的道理。从哪些写给父亲的书信中,满纸教诲言语、深入浅出、引经注典,让人记忆深刻。我总是记得那段祖父告诫父亲的话:……要不断学习,不可自大,自大多一点就是个臭字……后来,看了曾国藩家书,我总是不由自主的想起了祖父写给父亲的那些书信。那些珍贵的家书被他们抄走,真是可惜。祖父是在一种严格家教的传统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思想活跃、对进步的、新鲜的事物极感兴趣且好结交朋友,深明大义。常常与同学、朋友集会,或参加各种进步组织,也时常夜不归宿。曾祖父很担心,怕他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为了让他收心,家人商量,在他十七岁的时候给他说了一门亲范家。范家是书香门第,在长沙县是有着大产业的乡绅。范家小姐比他大一岁。但是,祖父不愿意,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范家的小姐长得不好看。祖父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本人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大帅哥。从他以后娶的几房太太看,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最后一个太太还是个长沙唱花鼓戏的名伶。据说父亲就是那个小妈生的,尽管他老人家一直不肯说。曾祖父强行逼他成亲后,祖父就干脆不干了,要去投军,向他的父亲一样在行伍求取功名。1907年8月,他加入陆军第四十九标从军,任二等兵。在新军中,他的进步思想,使他在圈内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之士。他们经常秘密集会,分析时局、探讨变革、思想激进,很快就引起了湖南革命党人的注意。9月,由柳聘农、张柏林等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武昌起义的总指挥部特邀黄兴来汉拜为上将军,任起义军总司令,全面指挥武汉革命军同前来弹压的清军作战。祖父与11月从长沙来到武昌面见黄兴,在其身边任上尉副官,参加武汉战斗。期间,黄经常派祖父到汉阳龟山协助武昌首义炮兵总指挥程潜布防炮阵。祖父就是在龟山作战时,认识了将来长期与之共事的直接长官。在这次武汉战斗中,祖父表现突出,作战勇猛,深得程潜赏识,也与祖父一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据老人们讲,在这次汉阳的战斗中,祖父撤退是遇到大麻烦,左有长江又有汉江,后面扁担山失守,前面船也未按时前来接应,部队简直无路可走。情急之中,只得顺江而跑,看见船只就往江水里扑,祖父差点被江水吞咽,幸得渔民救起方得带领残部退守武昌。 我的祖父周士仪据史料记载:11月26日,湖南援军自行撤退过长江经洞庭湖回湖南,湖北军队也纷纷乘船渡江到武昌。要么战死,要么逃亡,谁愿意被清军抓住?血淋淋的死,还得受尽刑罚屈辱,不战则退,只能如此,只有如此。汉阳陷落,黄兴悲恸万分,大老远地跑来亲历阳夏之战战败,辜负了湖北人对他的期望,也辜负自己对革命的一片忠贞,一番雄心付诸东流,站在鹦鹉洲,看大江滚滚东去,心痛欲裂,一心求死,被跟随身边的田桐拉住,随后被黎元洪派人接到武昌。汉阳守军渡江撤到武昌,包括汉口撤往汉阳的汉口民军。可见战况之惨烈。祖父在83天的武汉战斗中受战火洗礼,更加坚强了他为共和反复辟舍身忘死的革命信心。他的长官黄兴将军经常对他说,革命就是要有“无我”精神,要有点“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的湖南人性格。这些话,年轻的周士仪真是听进去了,便有了为革命抱有必死的决心。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祖父奔向上海,任上海都督陈其美部敢死队队长,在7月进攻兵工厂战斗中作战勇猛,冲在最前面,右肘负伤。这一切都被陈其美看在眼里,十分赞赏。祖父在养伤期间,陈都督亲自来到病榻前以示慰问并与之长谈。当得知我的曾祖父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后,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 黄兴总司令 程潜将军 上海都督陈其美 辛亥革命起义官兵朝 鲜 将 军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成功之后,袁世凯不久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在湖南乡下,有一个人乐坏了。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曾祖父周文斋。曾祖父早年加入湘军,是曾国藩的门生。曾祖父周文斋是武举人出身,不仅功夫了得,而且才学一等,深受曾国藩的赏识。老辈人说曾祖父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是曾国藩军队里的“常胜将军”,很受曾文正公的器重。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以来,周文斋每战每胜、每胜必升,一路升迁上去,官至提督。据说在清朝,武官升至提督一职就到顶了。要想继续升迁,只能奔文职了,这恐怕是封建社会一贯重文轻武的惯例。民国初期的北洋政府的军政首脑几乎都在我的曾祖父门下供职。袁世凯也不例外。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巨族》一书中就提及:……清廷驻扎高丽的朝鲜将军周文斋……袁世凯当年在他门下当营务,叫他往东不敢往西……听说老帅发话连声说……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出,袁世凯年轻时曾在曾祖父军中当差,而且,还对他不薄。小时候我们总是逼着娭毑,也就是我们的祖母,湖南人称之为娭毑讲故事。她老人家讲的故事都是些二十四孝的故事,听多了也就厌烦。于是逼着她讲打仗的故事。于是她就讲了一个打仗的故事。故事的情节早已经忘却,但是马战的一些细节还有点印象,说是马战的时候看见自己的人背后受伤不能够相互提醒。为什么,因为兵勇集中精力打仗的时候,提醒他看见自己背后流血,兵勇马上就会晕血落马,或伤失战斗意志。一个小脚婆婆能够说出这样的细节,一定是当年在周家听过她公公对人家说过。曾祖父作为文武双全的有战功的将军,被朝廷派往朝鲜驻防镇守。那个时候,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是她的保护伞,防止外来的国家对她的侵略。朝鲜的邻国日本就是一个强盗国家,总是觊觎别人的领土和财富,随时伺机进犯朝鲜。我的曾祖父领兵进驻朝鲜,就是中国第一批抗日援朝的鼻祖。在朝鲜,曾祖父不辱使命,打出了湘军的威风,杀得日寇片甲不留,威震三千里江山,深受将士及韩国王室的赞赏。听父亲讲,在一次战斗中,曾祖父营救朝鲜国王有功,被朝鲜王室封为宣备将军,并赐金甲一幅。欣然将王室皇族的女子许配给我的曾祖父周文斋。曾祖父吓傻了,真没有想到国王如此皇恩浩荡,便千恩万谢娶了亲,在异国他乡建立家室传承血脉。便有了我的祖父周士仪。 风雨飘摇的朝鲜李氏王朝有一年,袁世凯随部队到了朝鲜。来到半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登门拜访老上级周文斋。当时袁好像只是一个随军营务帮办,离他的远大抱负还差得远。初来乍到,对于当地的情况第一手资料完全要靠周来提供。周对袁有求必应,对袁的帮助很大。袁作为随军参务给主管出谋划策很是得力,日后对他的晋升大有帮助。据老辈人说,袁经常到周府吃饭,曾祖父总是好酒好菜的热情款待。有一次,酒过三巡,周的朝鲜皇室夫人的一位亲戚来周府玩,被袁撞见,很是喜欢。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意安排他们聚会认识。年轻潇洒的袁有意,皇族女子情渎初开,两人你情我有意便有了来往。曾祖父见状便便顺水推舟成全了人家的好事,娶为姨太太。在此之前袁曾经娶过两房。有人说是唐绍仪介绍的,其实,知情人都知是我的曾祖父做的月老。后来我的曾祖父从朝鲜回国。其实,自从甲午战争后,中国失去了海上的制海权,作为一个半岛的国家,从军事态势上看,朝鲜已经是守不住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撤退。因为,在日军的着着逼人下,清廷怎么也保不住朝鲜小王朝了。曾祖父回国后便告老还乡解甲归田了。朝廷为表彰他的功劳赐封他为清散议大夫。曾祖父带着家眷回到了老家湖南长沙乡下买田置地修建将军第居家过太平日子了。曾祖父回国后,享有士大夫爵位,过着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很是威风。他在乡下的宅子是高墙大院,几进几出,有很大的几个院子,大门前有个大池塘,院子的后面是一座山,“前有照后有靠”风水很好。这座府邸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匾上书三个大字:将军第。为袁世凯所书。后来,袁世凯写了两幅对子送给曾祖父,曾祖父将这幅对子裱装好后挂在府邸的书房里面一直到解放时期。那副对子我父亲一直记忆很深:一轮明月伏羲皇,四库全书晓周鲁。袁世凯写这副对子给我曾祖父,想必是对我的曾祖父的才学很是钦佩吧,有点马屁之虞。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这里住着一位大将军还是韩国的大将军,十分的敬重,并引以自豪。曾祖父死后,埋葬他的那座青山后来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将军壩,以此命名不光是好说好记,更多是借将军的威名庇护保佑乡民,荫庇村民。1994年我们回家乡祭祖,山下仍有村民义务为我家守祖坟。我父亲非常感动拿出了钱给那个老爷爷,那个老人死活不要,说将军威名盖世,我们住在山下举手之劳,将军保佑着我们咧……我们的祖先怎么个保佑他们家,恐怕只有他知道,这钱他老人家就是没有收。曾祖父的威名怎样,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才恍然大悟:提督为武职官名。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负责统辖一省陆路或水路官兵。提督通常为清朝各省绿营最高主管官,称得上封疆大吏。若以职能分,提督分为陆路提督与水师提督,掌管区域达一至两省,数万平方公里,甚至数十万平方公里。一般来说,清朝共在中国各地设置12名陆路提督,3名水师提督。(福建水师提督、广东水师提督及长江水师提督)就台湾清治时期而言,台湾总兵或台湾镇所辖军队,通常属于福建陆路提督与福建水师提督所管辖。听父亲讲曾祖父从朝鲜带回的夫人及跟夫人一起陪嫁过来的朝鲜女仆都不会讲中国话,也闹出不少笑话。(曾祖父总是对下人说她们是福建人,从不提是韩国人。原因不得而知)有一次,曾祖父看见自己的一个男佣头泡脸肿、嘴唇肿得翻起,老人家嘿嘿地笑着对他说:你偷嘴了吧……男佣痛苦的点着头,很不好意思。在朝鲜进补人参用水蒸煮或炖汤后,只喝汤水,人参本身煮好后要捞出来丢掉。朝鲜夫人不会说中国话,每次将煮好的人参捞出来后放在盘子里叫男仆倒掉。男仆听不懂朝鲜话,看着夫人和善的笑容以为是要他吃掉,于是拿下去躲到一角偷偷的将它吃掉了,还生怕被其他的佣人知道。结果吃了几次后,人就不对劲了。你想呀,这个高丽参是旺火大补的保健品,哪容得白口吞噬,因此落下笑话。据说曾祖父的高丽参很多,与高官的礼尚往来都是赠送尚好的高丽参。后来,我的祖父周士仪在长沙参股四怡堂药店就出了很多名贵的高丽老参。 曾祖父的老师曾国藩 曾祖父的门生徐世昌 曾祖父的门生段祺瑞 当年驻扎朝鲜的清军 当年登陆朝鲜的日军刺 杀 袁 世 凯曾祖父是典型的封建卫道士,是保皇分子。当得知儿子周士仪跑到武昌参加乱党暴动,就暴跳如雷,认为是祸及九族的大逆不道的行为。必须改弦更张回归正统。派人到武昌找儿子,要赶紧脱离革命党,加入清军剿杀阵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周士仪当然不会听从他的。如今,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在他看来,自然就是儿子能够回归正统的机会了。说来也巧,正在这个时候儿子周士仪居然也从上海回到了长沙。他是受陈其美的指派想利用周父与袁世凯的特别关系接近袁,利用在袁身边工作的机会干掉这个窃国大盗。周文斋看到儿子回老家并脱离了乱党,心里十分高兴,认为儿子懂事了,知道了是非曲直。当得知儿子的想法和要求后,二话没说赶紧修书一封给大总统袁世凯。在这封信中想必无非都是些祝贺、感叹、叙旧之类的言语,但是信的关键用意就是恳请总统给犬子在北京总统身边谋得一份差事。祖父兴高采烈的拿了这封极其重要的信函,揣在怀里,估计马上就去了北京。在北京见到袁大总统后,总统见是昔日老上级的儿子前来求职,二话不说委以重任,周任袁部拱卫军中路统领部中校副官。1914年7月升任上校帮统代理统领之职。谁都知道,这个袁部拱卫军实际就是大总统的禁卫军。主要任务是保卫京城的安全的,是袁世凯最信任的嫡系部队。祖父在大总统的身边,这么快的得以升迁,除了有曾祖父的关系外,还着实依靠自己的力量,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勇猛,浴血战场、不怕牺牲,真是继承了曾祖父湘军敢于打大战、恶战的凶猛,勇猛杀敌,累立战功。1914年年7月,年轻的周士仪率部围剿白狼军,大获全胜,歼敌1600余人。其因作战勇猛,腹部受重伤,经抢救幸得痊愈。次年1月,因功升任署中路少将统领。关于白狼军史料这样披露:五省督剿白狼,是民国成立以来北洋政府镇压农民革命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其战区范围之广,作战时期之久,动员兵力之多,都大大超过了对付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之役。白狼军飘忽如风,每天能走一百二三十里,同样路程官军要两三天才能走到。白狼军避实就虚,不打攻坚战,官军也没有一支敢打硬仗的队伍,所以兵来“匪”去,兵去“匪”来,两下很难碰头。白狼军攻打某一重要城镇时,往往马不离鞍,兵不卸甲,昼夜趱程,衔枚疾走,使官军猝不及防;而当他们变更战略改向他处活动时,则又悄然不知去向。白狼军仅有一万多人,而官军动员至十多万,段祺瑞、张镇芳、赵倜、王占元、张锡元、王汝贤、陆建章、张敬尧、刘镇华、张凤、倪嗣冲、马福祥、阎锡山这些战将,都曾经是白狼手下的败将。赫赫不可一世的大独裁者袁世凯,被白狼军打得亡魂丧胆,坐卧不安。关于祖父舍命剿灭白狼军之说,弟妹有这样的分析;一是出于湖南人“蛮子”的本性,加上曾祖父的湘军铁血精神的遗传,上了战场便刺刀见红;二是把革命任务看得很重,按照陈其美的嘱托,以自己的行动来争取袁的更加信任,以战功封官进爵,走近袁的圈内相机行刺。这种分析无不道理。由于祖父的努力,很快得到袁的赞赏偏爱,并被破格提拔他为少将军,总统行辕行走,时年28岁。在总统府院,周认识了一大批达官贵人,军政重要,也结识了一大批朋友。最重要的是,他再这里认识了蔡锷将军。当时的蔡锷将军,正被袁世凯监视软禁在北京,行动受到袁世凯的限制。但是祖父不知道这些,看到蔡锷将军是湖南老乡便一见如故,结为朋友。熟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个年轻人在他乡遇见了知己且志同道合,随时间的推移,两个人关心更加紧密了。我总是感觉蔡锷将军的出逃跟我祖父的帮助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当时在北京的湖南朋友应该就是我祖父了,又都是同盟会员,而且两个人的年纪相差也不很大,做什么事情相互是很默契的。史书上没有这样的记载想必那是因为祖父的当时的官阶在京城不算太大,不在史学研究范围里。 蔡锷将军但是从后面的一些举动中可以看出蔡锷将军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在蔡锷将军到达云南后发动“护国战争”,就曾经带信要我祖父去云南参加讨袁行动。当时我的祖父在家养伤未能出行。即使蔡锷将军去世后,我祖父到云南仍然被任命为滇军第六混成旅第一支队少将司令、第二混成旅旅长等职。可见关系略见一斑。动手的机会终于来了,1914年8月,陈其美派日本人武田赴京,在中华门至端阳门间设地雷,企图利用袁世凯诞辰日阅兵之机行刺,祖父作为内应将这次活动的地点、时间、车行路线、机关设置,地雷、炸弹一并交给来人,并积极配合,也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据说那天情况一切很顺利,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在鼓乐声中,队伍昂首挺胸,高呼祝福。总统的行辕的车队鱼贯而出,准备检阅受阅部队。那一天,心情最为紧张的恐怕就是我的祖父了,他一身戎装跨马随队而行,作为拱卫军的高级将领,他就在检阅马车的后面。突然“轰”的一声地雷炸开了,车队随即混乱起来。地雷误中副车,未得成功,主车赶紧快马加鞭调头逃跑。混乱之中,总统大人也顾不得什么颜面了,趴在车中不敢露面。祖父一时性急,也顾不得许多了,随即掏出准备好的炸弹,奋力向袁世凯的主车甩去。据说那枚炸弹不偏不倚的落在主车的前面。车夫一看不好赶紧的跳车逃命,祖父盯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主车碾过炸弹继续向前的时候,祖父的心都凉了,仰天长叹。那是一颗未能爆的臭弹,袁世凯老命不死,逃过一劫。车队有人看到了这一切,即命令部队捉拿周士仪。《巨族》一书110页这样记载:说湖南人是蛮子,其实非也,湖南人干革命是真心实意的。如果有人想混在革命队伍里,干摘桃子的勾当,湖南人的蛮气就会统统表现出来,给他一个难堪……周士仪也是辛亥革命的中坚,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京城向袁世凯投去一枚炸弹……被袁抓住投入死牢……投入死牢的日子犹如人间地狱。大总统气急败坏,这么信任的人、这么抬举的人不对他感恩戴德,还恶意谋害他,气不打一处来,要他交出同党。于是,祖父被打得半死,在鬼门关徘徊。史料称:事发后周暴露,被袁世凯下令逮捕入狱,受严刑拷打,过堂达13次之多,备受荼毒,未作屈服。寥寥数句,很高大的衬托了一个革命党人的坚强与伟大。未作屈服,表示了祖父可以为了革命、为了共和甘愿捐躯这一腔热血。这段文字已经铭刻在我的心里。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儿子刺袁的事情让曾祖父知道后,大惊失色、气急败坏,面对儿子的死罪,他忧心忡忡,毕竟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于是,他不容多想,带上家丁日夜赶往京城,凭着自己的老面子四处求人,从中斡旋。期间还登门造访袁世凯给他赔不是,请求总统特赦儿子。为这件事情,曾祖父找到了不少当时北洋政府里面的如国务总理一级的重量级人物帮忙。直到12月,周父邀集徐菊人(徐世昌)、段祺瑞等数十人保释,方获得释放回湘疗伤。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祖父是一个坚定的、名副其实的革命者。为了革命目标矢志不移。按理说他出生在官宦之家,本人在北洋政府军中已经官拜将军,完全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而丧失斗志忘却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他不。他没有忘却自己的理想目标,没有忘记革命党对他的嘱托。而是铤而走险、用命一搏。在古时候有一种人叫“死士”,为了自己的目标任务以死相搏,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英雄气概。我的祖父就是这样的一个死士、革命志士,用血肉之躯来完成革命的事业,从肉体上消灭窃国大盗。他的英雄气概感染者每一个史学研究者,他的故事在湖南广为流传。附录:袁世凯遗书:'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袁世凯死于1916年6月6日,留遗书一封:'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此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战时代。 长篇纪实传记文学《巨族》投 奔 南 方共和之路艰难曲折:称帝复辟、讨袁护国,军阀割据,时局十分混乱。伤愈后的周士仪义无反顾的参加了 “驱张运动”。张是北洋军阀亲日派皖系段祺瑞的忠实走狗,他乘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接近直系的冯玉祥打败湘桂联军之际,率军进驻湖南,被段祺瑞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他伙同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在湖南恣意施行暴政,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搜刮民财,摧残教育,钳制舆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湖南人民极为痛恨,时谚称:“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祖父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是一个坚定的驱张分子。1917年1月,周伤愈后出任湘东游击第二支队队长,次年随游击支队编入陆军第二混成旅,任补充团团长,驻防南县、沅江。1919年10月,因反对湘督张敬尧而被捕,出狱后逃往衡阳,投入吴佩孚部任第三师少将随办营务。后赴滇军第六混成旅任第一支队少将司令,参加驱张运动。湖南的毛泽东分派代表到衡阳、郴州催促吴佩孚、谭延闿“驱张”。他们就与湘军谭延闿取得了默契:吴佩孚撤出衡阳,敞开了张敬尧的南大门,冯玉祥也撤出了部分守军,敞开张敬尧的西大门,放湘军长驱直入。1920年8月祖父的军队攻入长沙。张敬尧就不得不仓皇出逃,他的军队也不得不全部滚出湖南。张敬尧本人因“守土不力”“实属无罪可逭”,受到了“迅即来京查办”的处理,他的弟弟张敬汤则在“鄂州执行死刑”。“驱张”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1923年3月,祖父任第二混成旅旅长时,因与川军有联系被告发而撤职。这段时间可能是祖父最迷茫的时候。自革命以来天天打打杀杀,袁世凯死了,那些想复辟的人都被打倒了,接下来还是永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他感到疲惫、也深感迷茫。他的理想国家在哪里?是什么样子?真是不得而知。难道自己信奉的革命目标就是这个军阀混战的格局?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这个时候,他关注了南方的动向。那是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统一国家的口号;关注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的主张和不可阻挡的革命力量。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在武昌首义期间朝夕相处的程潜将军。北伐期间,程潜已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第六军军长。1926年3月,祖父来到广州投奔了程潜,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部少校副官,参加北伐,经林伯渠介绍加入国民党。后历任军部中校副官、副官长、总司令部伤病官兵休养所所长、南昌卫戍区司令部伤兵管理处少将处长等职。周随程潜第六军转战南北、一路势如破竹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从广州打到了湖南、湖北、江西等省,打得军阀屁滚尿流,无以应对。祖父从这只军队中看到了一支从未有过的革命新生力量——共产党员。在这支军队中由于加入了许多由共产党担任的连、排级干部,军事力量大为提升,攻城夺地势如破竹。这也为他日后的抉择留下了非常深刻感性认识。在湖南有一个人叫陈永芳是《文史报》的编辑。他写了一本大书即将出版,名为《无湘不成军——湖南三千国民军将领》。在这部书中,我祖父的职务是南昌卫戍区司令部伤兵管理处少将处长。这让我想起来以前父辈对我讲的事情。父亲说,那个时候,祖父在第六军总司令部任伤病管理处少将处长,因程潜当时在南昌任北伐军中央军指挥官,统领第六军在江西作战,祖父实际上就是北伐军总司令部伤病管理少将处长。可能因为北伐军总部当时北伐到了南昌,总部就设在南昌。所有北伐将士的伤兵管理工作均由南昌总部统一管理。事无巨细、任务繁重。北伐军总司令部对官兵的伤病工作十分重视,因为这关乎军队的军心稳定问题,所以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经常视察着方面的工作。那个时候,周与蒋介石是距离最近的时候,几乎经常见面。每次开会,都有祖父在座。当时的蒋介石作为北伐军的总司令经常问及伤病管理情况,祖父总是对答如流,并将工作布置的很细,让蒋先生很放心。祖父也是个实诚人,也没有想到“灵活一点”拉关系,与蒋介石总是在工作上的接触。如果有点“心眼”,可能历史也会重写了,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北伐军在前进 祖父任职经历记录 祖父的入党介绍人林伯渠两个敢死队长祖父的同事很多,但都称不上袍泽兄弟,唯有蒋介石算得上一个。祖父任上海督军陈其美部上海敢死队长的时候,加入青帮组织。一直在江浙青帮混的蒋介石当时也是陈其美部杭州敢死队队长。跟着陈其美混,袍哥兄弟绝不拉稀摆带,祖父与蒋不仅认识,还一起攻打过兵工厂,见面想必也是以帮规的手势交流吧。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抵达上海。被陈其美派回浙江领导光复杭州的战斗。临行前,陈其美交给蒋介石一支特殊敢死队。这支敢死队,大多是由浙江定海渔民组成的。1911年夏天,聚集浙江定海岠山的奉化栖凤帮渔民与宁海樟树帮渔民,为争夺捕捞水路发生械斗,死伤多人。后经陈其美和战友周淡游冒酷暑前往调解,使两帮言归于好。奉化栖凤渔民由此与同盟会建立友谊。不久,陈其美在宁波组织反清敢死队,栖凤渔民很多人赶来参加。有了这支敢死队,蒋介石胆气大壮。在光复杭州的战斗中,他按照自己事先拟定并得到过陈其美认可的军事战斗计划,率领敢死队,身先士卒,英勇作战,结果胜利光复了杭州。光复杭州,虽然不过是一次规模不大零星对敌的街头巷战,但却是蒋介石一生享用不尽的政治资本,对于眼前赢得陈其美的充分信任和今后谋求独掌国民党军事大权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光复杭州,不仅是蒋介石军事生涯上的一次起点,同时也是其政治履历当中的一件标志性事件。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在湖口起兵讨袁,开始了二次革命。蒋介石到上海后,就留在陈其美身边,与张群一起同参军事。18日晚,陈其美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张群、王金发等人出席。张群主张先夺取海军,控制上海附近水域,然后向陆上进攻。蒋介石则主张先攻占江南制造局,认为这是上海战事成败的关键所在,陈其美听从了蒋介石的意见。7月29日,奉陈其美之命,蒋介石带领他们由南面向制造局进攻,战斗十分激烈,讨袁军也遭到巨大损失,在战斗中,蒋介石也险遭不测。天明之后,由于弹药不济,蒋介石只得带领残部退回到闸北的湖南会馆。是年7月,祖父也在这次战斗中右肘负伤。讨袁失败。都是敢死队长,两人命运却不同:一个去了南方跟随孙中山,一个到了北方刺杀袁世凯,都是受到陈其美的指派。北伐时,蒋介石做了北伐军总司令,统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作战,祖父在第六军军部做副官长,两人经常见面,除了工作上的接触,恐怕再也不会摆帮规的手势了。 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为解放向着炮火抗战时期应该能是祖父不顺的时期。抗战初期,地方将领被国民政府集中在南岳衡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请来共产党的高级首长来为国民党的将领教授如何开展游击战。祖父也被调到衡山参加集训。原本指望毕业后,重回战斗序列正面抗日,却被派到军警部门任军警稽查处处长、在乡军人征集处处长、游击司令等职。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补充兵员、组织战略物质撤退等工作。尽管属于军警特一类,祖父很是不爽,但是,为了抗战顾全大局,工作做得一丝不苟。这段时间,祖父通过与地方组织的接触,发现国民党的军警特和政府的那些官员,贪污腐化、纸醉金迷、勾心斗角、相互内耗。在大敌当前之际,民族同仇敌忾、一致抗日才行。可是国民党的那些高官依然拉帮结派、你嫉我妒。在民族危难之际,抗战都打小心眼,保存实力,搞什么杂牌、嫡系之分。对于祖父这样的真正的革命者来说,绝对的是呲之以鼻的。在这些地方工作,祖父充分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逐渐对大公无私、清廉公正的共产党组织产生强烈的好感,他似乎在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未来。祖父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从他的生平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名老同盟会员,早年武昌首义时就跟随黄兴革命参加武汉战斗。1914年就升任将军,但是,北伐时,经过林伯渠介绍加入国民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被程潜军长降至校官,从少校做起,也毫不计较。就像当年作为黄兴司令的副官,常被黄将军指派到汉阳龟山协助程潜布防一样,一如既往的积极献计献策,很快得到程潜将军的认可。也受到组织上的信任,一年之内,再次由一名校官升任将军之职。真乃大丈夫气也!不是吗?祖父为革命连命都不要了,难道还在乎个人的官职大小码?实施证明他老人家不在乎。从1914年升任将军之职算起,到解放,祖父做了近四十年的少将,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失落感,以至于在六十四岁的时候,为了解放还率领他的暂编一师和敌人浴血战场,向着炮火、向着光明视死如归战斗到底。父亲在世时时常感怀:我们家是一门忠烈、两代将军,为国为民忠心耿耿。我的曾祖父在清代保家卫国,抗日援朝;我的祖父为共和赴汤蹈火、舍生忘死,与反动旧势力作决死斗争。为建立新中国奔走三湘,以花甲之年四处联络组织旧部,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与反动的国民党作决死搏杀,险丢性命,虽然最后一战全军覆没、拼光了自己的老本,但是为了新中国他在所不惜。他是一名真革命者!原湖南人民革命行动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言乃克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周士仪等在全省各处组织了一批武装,成立“湖南人民革命行动委员会”准备起义。1949年春奉中共中原局社会部之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第四军下辖第十到第十二师及两个暂编师和两个暂编旅,开展反蒋起义活动。其间成功策反了国民党三一四师工兵营、国民党河东地区司令林芝云部、国民党交警总队长张先正余部起义,并在长沙、湘潭、浏阳、邵阳、湘乡等地组织地方武装,打击白崇禧部,维护治安秩序,武装保护工厂、铁路、桥梁,配合解放军南下,促进和迎接湖南和平解放。湖南省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资料披露:1948年,周与唐威、言乃克、徐傅贞等人组织成立湖南人民革命行动委员会。次年春,推举刘建中、徐傅贞二人前往武汉与中共联络,获华中局社会部领导承认,并将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三一〇三长沙第七总部,策划推进湖南解放工作。4月,由中原军区颁发解放军中原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番号,周被委任为第四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参与策反与游击工作。后该军在白崇禧部围剿时被击溃。军长、政委失踪,部队失散,周被通缉,只得潜入长沙,直至湖南和平解放。1949年10月,周入湖南军区第十二兵团政治部学习,12月调入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学习,1950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周士仪1954年辞世,享年69岁。 毛主席与程潜将军 毛主席亲自为程潜将军划船 围剿通缉祖父的白崇禧将军 在镇反扩大化错杀的人员 被错杀的唐伯寅将军附:祖父策反的国军将领祖父策反的国军将领主要有三人:林芝云、唐拨、唐伯寅。祖父是国民党军界老人,人脉广、关系多,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利用自己的老关系,拉动策反国民党军将领投诚、起义,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祖父人品好,为人义气,又是革命的老人,曾做过在乡军人征集处处长,对在乡的军人,特别是退役在乡的国军将领了如指掌,也很受当地军政人员的敬重。虽说祖父只是师长,但是,第四军的副军长唐伯寅以及国军河东地区司令林芝云都是祖父策反拉过来的,为革命做了积极的工作。其中,林芝云是黄埔一期生,资格甚老,早在程潜将军任广州大本营讲武堂军校做校长的时候,就与程潜师生之称。北伐时与祖父相识,抗战期间和祖父一起在南岳衡山军官训练团学习关系很好。唐伯寅曾在国军做过旅长、师长等职。只是令祖父万万没有想到是的是,老人家可以有利有节的开始,却实在是无法控制结局。这恐怕也是祖父心中永远的痛!唐伯寅(1897-1952)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陆军少将湖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步科毕业。1897年(清光绪廿三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柱塘乡傩塘湾村,1908年入私塾读书,1912年入药店当学徒。1918年入湘军何键部骑兵营当兵,后历任班长、排长、连长。1922年入湖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步科学习,毕业后仍回何键部任职。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二师补充团团长,1932年12月调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第一一0团团长,1935年5月21日叙任陆军步兵中校,10月升任第十九师(师长李觉)五十五旅上校旅长,1936年1月9日晋任陆军步兵上校,1939年8月升任第十九师少将师长,11月13日晋任陆军少将,1940年划归第一00军(军长施中诚)建制,1944年8月3日颁授四等云麾勋章,11月免师长职,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少将司令、后任浙江临黄师管区少将司令,1946年5月5日颁授胜利勋章,后任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军长唐拨),任副军长。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1年12月在镇反运动中立案被捕,1952年2月21日湘潭县法院宣判执行枪决。1983年8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林芝云,又名盖南,1901年生,湖南湘潭人。祖辈务农,入本县高等小学及省立湘潭中学毕业。1922年加入驻粤湘军,任第一师排长,湘军总司令部副官、差遣、委员等。1924年5月由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保荐,投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队学习。同年底毕业,任驻粤湘军讲武学校教官,该校并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后,任入伍生部第一总队区队长、连长。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连长、营长,湖南省政府警卫团副团长,湖南省保安第二团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7月授衔陆军少将,任湘鄂赣边清剿区少将司令。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4年获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命途多舛的家庭娭毑,就是我的祖母,湖南人讲祖母称为娭毑。她经常说他死得好,他死了安生、害了我咧……她说些话是事出有因的。我的娭毑,就是我前面说的范家小姐和祖父结婚后一直独守空房。一是祖父忙于革命没有时间回家,二是就是男人们的通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实际上是嫌弃范家小姐她长得丑,不愿回乡看她。因此,范家小姐一直没有生养。父亲说可能是她没有生育能力。我母亲听到这话不以为然,说丈夫长期不归家,怎么能够生养?我的父亲一九三五年出生后,祖父就将他送到乡下给我的娭毑抚养。范家小姐可能是独守空房也闷得慌,也同意抚养这个孩子。这么一样就养了几十年。我的父亲这辈子也只认这个母亲。1954年祖父在长沙去世后,父亲19岁,小妈曾经提出要跟我的父亲过。我的父亲回绝了,一是说自己没有能力养小妈,二是在农村老家还有一个妈妈要养。其实,自己这么多年一直跟农村的妈妈住在一起,和小妈一点感情也没有。小妈见我父亲这么孝顺,有情有义就没有坚持。我的父亲在处理完祖父的后事后,将钱留给了小妈将来过日子,自己空手回到了长沙乡下。我的娭毑说他做的对,一个女人家死了男人,在城里日子难过,就算周家最后一次帮助她了。那个小妈就是我父亲的生母。父亲提出不能供养她确实是没有能力,在乡下的养母也要照顾。后来,那个小妈改嫁跟了一个邮政局的员工,可是在文革中,因为祖父的原因,受到冤枉上吊自尽了,命运好生可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的家庭成员无一例外的找到不公平待遇,日子也很不好过。文革中几次抄家,就连八十多岁的老娭毑也不放过,说她是官僚地主婆,要参加批斗。那年我大约5、6岁,成天拿着纸做的小红旗到处跑,看到一群人开批斗会,便跑过去一看,顿时哇哇大哭起来。只见我的娭毑披头散发带着一个高高的白色纸帽,战战兢兢的站在宿舍区的化粪池边低头认罪,帽子上写着打了叉叉的地主婆字样。一群人振臂高呼:打到地主婆!我吓得直哭在地上打着滚也没有人理会。从哪个时候,我内心很快认识到这个社会之险恶,人与人之间竟然如此无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阴影。 和娭毑的合影总是缺父亲,因为他在“干校”劳作父亲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在单位经常接受没完没了的检查、交待、批判,下放到单位的五七干校从事强体力劳动,成天精神郁闷。包括在子弟学校就读的我,永远在个人进步上停滞不前。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的祖辈都是封建地主官僚阶层,在旧社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十恶不赦之人。属于阶级异己分子。至于祖父浴血战场为共和、积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参加湖南长沙起义的壮举从来不被提及,好像历史从来没有发生似的。父亲单位的一个副院长是老红军出身,每当父亲解释说自己的爸爸参加湖南长沙起义对革命有功时,那个大老粗将桌子一拍吼道:湖南是湖南,这里是湖北。他说这话时恐怕已经忘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真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长辈到也罢了,就连我们小学生都一样受到牵连。老师都知道我们的家庭成分不好,不管我们多么的努力,那些荣誉的头衔是难以加身的。记得那个参加过志愿军的班主任总是在同学们面前指着我说,不重出身……重在政治表现的一类话。让同学都知道你的家里是地主官僚家庭,有意弄得人抬不起头来。这一些当时我们不大懂,父母却心知肚明,又无能为力。当父亲的问题平反后,父亲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组织上也将平反的通知发到我的学校。我总记得,在四人帮倒台后,邓公复出那年,我参军政审过关后,父亲大喜过望的神情。他是感到非常的意外,在长期的压抑中,像这种参军、入党、提干之类的好事与我家是无缘的。如今都放开了,充分说明极左那套路子,今天已被党和政府摒弃了。父亲在祝贺的家宴后,欣然在我的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步王维《渭城曲》韵的诗:江城秋雨浥轻尘,家室新兴话语亲。呼儿共尽杯中酒,西出阳关有故人。这首诗体现了父亲无比激动的心情,对党拨乱反正的政策十分拥戴,充分表达了对党组织的信任和对儿的期待之情跃然纸上。他老人家经常赞许邓公的开明,对他的治国方略称赞有加。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盛中华。 跋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全国上下舆论的热点都聚焦湖北武昌。想到我家一门忠烈、两代将军,特别是我的祖父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传奇的一生,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他们的子孙,真是应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留下我们深情的纪念。真正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都已作古,祖辈留下的书信、照片以及那些十分重要的生平记录都在“文革浩劫“的年代抄家丢失。我们只能凭着自己的记忆、老人们在世时的一些讲叙和网上仅存的一点点信息资料写下这篇纪念博文,只是为了纪念那段不该忘却的往事。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板。作为革命的后人、作为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铭记在心,永不忘却。2011.10于武昌